自从机械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活跃组成部分，人口冗余要么被视为一种希望，要么被当作一种威胁。前者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主流叙事，人口冗余被视为一个过渡性问题，仅限于特定的工人群体，比如19世纪初英国的手摇织布机纺织工。跟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将被新的工作岗位所吸纳，其中很多工作将因生产力提高而变得更轻松。

  然而，人们始终担心大部分劳动力有朝一日会被永久性替代—被迫从安身立命的工作中离职。原因主要在于，人类的工作岗位被机器夺走这一趋势不仅显而易见，而且近在咫尺；但机器带来的好处却间接且滞

  对裁员的恐惧有两种根源：第一种是人们害怕机器会夺走他们的生计；第二种是机器会湮灭他们的人生目标。社会学家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在于赋予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工作纯粹就是一种工具，其作用是让人们最终能够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工作可以由机器完成，那就再好不过了。机器可以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更有价值的东西。

  毫不奇怪，每当技术创新爆发时，人们就会对裁员感到恐惧。当前，随着自动化的普及，我们就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新闻标题告诉人们，机器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人类的就业岗位—如今的工作中将有高达30%的岗位会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自动化。工作本身也会慢慢的变不稳定。因此，回答那个一直困扰人们的老问题已刻不容缓：机器究竟是一种威胁抑或是一种希望？

  西方关于工作的概念始于古代人们“对工作的鄙视”—工作意味着苟且偷生。在希腊人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在于投身政治；而罗马人则把修身养性视为高尚的生活。这种理想生活的前提是让奴隶承担所有我们称为工作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奴隶就是工具，而且天生就是工具。然而，他似乎也预感到，总有一天机械工具将会取代人类工具。

  尽管奴隶制的余孽在所有贵族社会中一直阴魂不散，但古代社会对工作的蔑视随着奴隶制的衰亡而逐步消失。这不仅解释了凯恩斯时代精英们（所有这些人都受过古典教育）为何对休闲趋之若鹜，也解释了普罗大众对休闲理想的敌意。这种敌意不仅针对富人们的懒惰，同时还与劳动者失业有关。芝加哥学派认为，失业是一种“变相的休闲”。这反映出经济学家们的傲慢无知，因为他们一辈子从未经历过片刻的失业之痛。

  对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ity）而言，工作背后的故事就要复杂得多。他们都以为，工作是一种“原始诅咒”（primal curse），是上帝对亚当偷吃禁果这一原罪的惩罚；但他们同时宣称，在上帝赐予的大地上辛勤耕作并收获果实也是人类的神圣使命。确切地说，上帝的惩罚不是让人必须工作，而是让工作变得更痛苦。人类学常常从“原始富足”（original affluence）的观念来解读圣经故事：狩猎采集者需要周围的各种东西，而造物就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所需。狩猎其实算不上工作。首次载入人类历史的工作是农业—“如果你想吃面包，那你就必须汗流满面”（《创世纪》第3章第19节）。修道院经济的基本准则就是“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

  前现代经济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而不是工厂：工作和生活难分彼此，劳动分工仅限于家庭内部。与古代不同的是，中世纪开始重视手艺或“制作能力”。中世纪的经济由村庄和小镇里的“工厂”组成。这些小镇比村庄的规模稍微大一些。各行各业都起源于由城镇熟练工所组成的行会。就像亚当·斯密的铁针厂一样，每个工人都必须熟练掌握生产流程的全部环节，而不能只懂某一道工序。工作的性质迫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承揽各种活计也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来源。“包出制”（putting out system）使农闲季节的农民可以挣到一些收入（“包出制”也叫“家庭包工制”，盛行于17世纪的欧洲，是指雇主将原材料交给农村的手工匠人在家制作为成品，并在收货后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译者注）。

  社会和政治结构一向等级森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并按照分工获得相应的报酬。宗教为尘世苦难提供了慰藉。那时人们还没意识到后来经济学家一再强调的“人类贪得无厌的天性”。在中世纪晚期，贸易开始在欧洲和别的地方扩张，但它还不是经济生活的重心。临时性和常态化的人口冗余依然如故—但原因主要在于农业歉收、战争或瘟疫，而不是因为来自机器的竞争。

  随着启蒙运动兴起，工作的理念不再是顺应自然，而是要战胜自然，自此以后的欧洲历史都被人类的这种雄心所主导——在科学的帮助下，人们将参与一项能够解放全人类而不只是让少数富豪权贵坐享其成的宏伟计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个民主的世界。

  在整个18世纪，最激荡人心的社会进步莫过于财富增长。亚当·斯密写道：“生产的结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消费的开始。”商品越多，人们的幸福感就越强。这项新的人类计划刺激了发明。财富累积对机器的需求大量增加，因为单靠人类自身的工作只能从地球上掠取有限的产品。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与工作的关系—机器取代了匠人，工厂取代了家庭作坊。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经济动机主宰一切的时代（参阅理查德·唐金《工作的历史》、安德丽娅·康罗希《工作千年史》）。

  事实上，将工作视为追求享受的必要手段，意味着工作本身并非一种享受。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否认了这种想法—劳动天经地义就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他们都以为，工作不是诅咒，而是一种代价—为消费而付出的代价，因没有工作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没钱购物。列宁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谁不工作，谁就别想吃饭！”

  基于同样的道理，利用机器来降低人们追求消费所付出的代价，这无疑开辟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使用机器意味着以更少的代价生产更多的商品从而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增添和改进机器设备，不仅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消费，同时也否认了劳动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对机器时代的曙光无不额手称庆。

  在雇用同样数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对机器施以改进，袜子的产量能增加三倍，而市场需求量却只增加了一倍。如此一来，部分劳动力必然会从制袜行业中退出。但由于雇佣他们的资本依然存在，资本家出于利益考虑，必然还会继续利用这些劳动力来扩大生产。在我看来，那些下岗的制袜工人将会转而生产对社会有用且不可或缺的其他商品。因为我始终对亚当·斯密观察到的真相深信不疑：每个人对食物的欲望都是有限的，因为人的胃容量有限；但人们对提高住房、服装、用具及家具的便利性和装饰性的追求却是无限的。在我看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一如既往，劳动力价格也不会降低。我想劳动者也会和其他阶层一样，因为机器的使用而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

  长期以来，李嘉图学说中有两个观点被创新经济学奉为圭臬。其一，基于工资灵活性、地域流动性以及技能可转让性的假设，将供给（资本和劳动力）视为具有可塑性或流动性的要素。比如，制袜工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塑造成善于生产小物件的劳动力。换言之，从技术上来讲劳动力具有同质性。其二，认为人类贪得无厌是推动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中给经济学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经济学就是一门把人类行为当成“目的与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科学。

  事实上，李嘉图对经济学的定义有异于罗宾斯。然而，在1821年面世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的立场却发生了些许变化。这一时期卢德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社会动荡不安。众所周知，卢德派（Luddites）是一群英国纺织工，他们在工业革命初期摧毁了工厂的机器—大型针织机和动力织布机。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后来遭到军队的残酷。尽管伟大诗人拜伦勋爵在上议院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为他们辩护，但这场运动的领终不是被绞死就是被流放到蛮荒的澳大利亚。

  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卢德派的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简直就是愚昧无知。但在1821年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增加了一篇题为《论机械》的文章作为第31章。这篇文章显然深受约翰·巴顿（John Barton）—一位如今籍籍无名的经济学家—著作的影响。在《论影响社会劳动阶级生存状况的环境》（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一书中，巴顿认为，资本家可以将其利润投资于新的机器设备，也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这一观点表明了巴顿对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原理具有清醒认识，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思想观念。

  李嘉图实际上接受了巴顿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1章的两个结论一直被学界争论不休。第一，李嘉图声明：工人阶级一致认为使用机器通常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观点并非出于偏见和误解，而是符合正确的政治经济原理。第二，李嘉图认为如下观点在某一些程度上无可厚非：使用机器“必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也会随之过剩，劳动阶级的境遇将因为这样变得贫困潦倒”。正是由于这种“机器将导致人口冗余”的观念作祟，如今许多人对机器人时代的来临充满恐惧。

  李嘉图认为，人口冗余并非难以避免。利润提高能增加储蓄，从而促进投资，而投资增加反过来又会带动更多的就业。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部分最初失业的人随后将被重新雇用”；换言之，由于储蓄增加，社会生产总量如果仍跟从前一样，那么未必就会出现人口冗余。李嘉图并不主张放缓机械化的步伐，“因为如果不允许资本利用机器在本国赚取最大的利润，它就会转移到国外，这肯定会大幅度减少本国的就业岗位，其弊端将远超于对机器的广泛使用”。

  有趣的是，李嘉图反对放缓机械化步伐的观点在最近一份关于美国未来工作前景的报告中得到了呼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8年在题为《工作的未来：机器、技能和美国的领导力》（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76 on‘The Work Ahead:Machines,Skills,and US Leadership’）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设法遏制科技下滑的势头，美国将失去其“最优秀国家”的光环。

  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李嘉图之后发生的经济学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是关于补偿的概念。一方面，被机器替代的工人不仅会丧失生计，甚至之前工作曾经带给他们的满足感也将荡然无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从增加的消费中得到补偿，同时还能够因为商品及服务需求上升而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经济学家将创新划分为“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前者能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后者可以推出新产品或改进产品质量—最终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正是通过产品创新，失业率有望避免上升。但围绕这种观点的争论却从未平息。

  2.价格普遍下降（也就是李嘉图所说的，流程创新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拉低物价）将增加对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产品创新并通过新的生产线.初期的技术性失业会导致工资下降，但工资下降反过来也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诱导资本重新转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工资调节理论（theory of wage adjustment）仍然是当代“局部与总体均衡模型”（partial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补偿能多快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在不一样的行业及不一样的地区之间的流动性。采用节省劳力的技术最初会降低失业工人的消费。除非及时推出相应的就业措施，持续走弱的生产将因总需求下降而陷入泥潭，最后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本质就是否定存在于上述假设中所谓的平衡机制及其快速响应能力。

  不仅如此，即使需求对供给的调节滞后只是一种短期现象，一系列节时省力的创新也会因其立竿见影的后果而造成长期失业的增加。此外，价格调节机制要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在一个由寡头垄断体制主导的社会，企业节省的成本最后不一定会转换化为较低的产品价格。

  由于应对技术冲击的调节机制收效缓慢，如今很多人认同这样的观点：自动化的好处是长期的，但会在“过渡时期”助长“劳动力冗余”。不过，正如麦肯锡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揭示的那样，假如这种过渡期持续数十年，那么工人们对这一套补偿理论嗤之以鼻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就长期而言，这样的补偿过程都毫无用处。对工人来说，马克思描述的就是一个结局悲惨的故事—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此。在竞争的刺激下，个别企业被迫将其利润尽可能多地投资于能节约劳动力—亦即减少成本—的设备。但是，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会使所有资本家利益均沾。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s Analysis）中所言，最先采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可以凭借“在不断下降的平均成本曲线上急速俯冲”而赢得暂时的优势，并在此过程中消灭弱势企业。但是，随着新技术的逐步传播，竞争将很快消除所有暂时的超额利润。由此可见，保持利润率的问题并没解决，只是暂时被推迟而已。

  马克思所设想的因果顺序是：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机械化，而机械化又会抑制平均利润率（因为企业只能从人而不是机器上榨取剩余价值），保持利润率就需要储备一支庞大的“失业后备部队”—李嘉图所称的“冗余人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写出“机械化将把工人抛弃在人行道上”这样的警句。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失业，本质上就是技术所导致的失业。虽然“失业后备部队”可以暂时被高度繁荣的经济所消纳，但其长期后果却是导致贫困程度一直上升。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尽管机械化有可能是在短期内创造出一派狂热的繁荣景象，但它最终将以长期衰退作为代价。这种因果顺序与正统经济学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

  巴顿和马克思都特别强调技术变革的分配效应，这也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创新可以是节省劳动力、节省资本或完全“中性”，这取决于创新对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工资理论》（Theory of Wages）一书中提出了“诱导性创新”（induced innovation）的概念：当工人要求上涨工资并威胁到企业的利润率时，就会诱使雇主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大多数当代理论分析都将自动化视为一种外部冲击，而忘记了自动化进程是由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成本变化所驱动的。

  以上就是对一场复杂的技术性辩论所做的简要概述。可以说，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回答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最终影响。我们大家可以得出的最佳结论就是：技术对工作岗位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流程和产品创新、需求状态和竞争程度等因素之间的平衡，同时还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较量以及人力资本的潜力。

  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卢德派关于他们本行业—手工纺织行业—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纺纱在工厂里面已经实现机械化，但直到19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在家里工作的纺织工依然主要使用手摇纺织机。换句话说，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生产方式，当时纺织业的工资很高，因为这个行业需要娴熟的手艺。直到19世纪40年代初，纺织行业的动力织布机数量才超过了手摇织布机。

  动力织布机的引进产生了三个主要结果：一是将织布工序集中到工厂；二是导致手摇织布机被替代；三是打破了工人过去的工资水平。动力织布机广泛替代手工劳动，使手工织布工的收入从1800年的每周23先令下降到了1830年的每周6先令。对此，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NassauSenior）给出的建议是“离开那个行当”。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动力织布机的广泛使用，1829—1860年一共有24万个手工织布岗位从英国消失。

  1800—1915年，欧洲（不包含俄罗斯帝国）的人口从1.52亿增长到3.15亿。1890—1915年移民潮时期，大约4000万人离开欧洲前往人烟稀少的“新世界”。当时假如没有这样的富余人口“出口通道”，欧洲在19世纪也许真的会出现某一些程度上的人口冗余。

  机器带来的额外财富也使工人的“自愿退休”成为可能。早期的经济学家只顾研究稀缺性而忽视了这一可能性。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上班时间从每周60~70小时的峰值下降到1914年的大约55小时，并在整个20世纪持续下降。其原因是工人们可以从日益提高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更多的休闲。最初，人们为了追求消费，只可以通过增加上班时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一旦人们衣食无忧之后，工作的干劲也随之松懈。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似乎已经发生。

  总的来看，在各种机制的作用下，19世纪并未出现大范围的人口冗余。机械化使经济能够在人口翻番的情况下确保人们的实际收入维持在较高水准。尽管人口大幅度的增加，但劳动力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在整个工业化时代（IndustrialAge，特指1881—1935年这半个世纪）从始至终保持稳定。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人口冗余反映在移民数量上，但更多地则是表现为因上班时间减少而导致的“自愿退休”。经济学家有理由认为，从长期而言，机械化对工作意义和质量所带来的伤害以及给工人生活境遇造成的冲击，能够最终靠大量增加的物质享受给予补偿。总体而言，“马尔萨斯灾难说”（Malthusianbogey）基本上已被彻底摒弃—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悲观的经济学从此变成了一门乐观的科学（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预言：人口增长一旦超越食物供应，势必导致人均食物占有量减少，羸弱者将因饥饿而毙命—译者注）。

  长期以来，我们见证了机械化革命的突飞猛进。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科学技术进步就是自动化技术和数字化的经济，它们正在推动传统的机械化更进一步渗透到人类劳动的世界。所谓当局者迷，我们很难认清眼前发生的巨变，但历史和理论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

  自动化引发的理论总结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早期人们对机械化的反应。它可以归纳成一个“互补”的概念。这一观点认为，虽然自动化的作用之一是用机器取代部分工人—就像无人驾驶车辆那样，但其更大的作用是提高人类与机器互为补充或携手工作的能力。因此，新的生产流程最好就是人机搭配—同时发挥人力和机器在劳动中的优势。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国际象棋比赛。一台先进的计算机可以打败一位最优秀的人类棋手；但是如果最先进的计算机与最优秀的棋手联袂上阵，就能打败另一台最先进的计算机。人类将继续为机器“赋能”。他们没必要和机器赛跑，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比赛。他们应该与机器携手同行，共同奔向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显而易见，这一理论用供给侧理念取代了旧的需求侧补偿概念，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机器对人力资本开发所具有的刺激效果。

  但构成上述乐观理论的两个概念—补偿与互补（compensations and complements）—明显存在瑕疵。补偿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它错误地认为传统工作赋予的生活意义能够最终靠消费品流量的增加而得到充分补偿—这是典型的经济学观点。互补理论的瑕疵在于它高估了人类的能力。我们没理由相信，人的思维能力总体上还能够与机器的思维能力同步提升。只有少数人能够在知识经济中与机器赛跑，而大部分人将被机器“甩在后面”。这些人会怎么样呢？实际上，“落伍”症状以及人们对这些症状的反应已经随处可见：就业朝不保夕，经济停滞不前，工资不断下降，针对自动化及其幕后推手—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抗议此起彼伏。即便这些病症只是劳动力被机器替代所产生的暂时后果，就连乐观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过渡期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因此，认为自动化这类供给侧冲击会自动触发令人满意的补偿性需求或者互补性供给回应，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纯属痴人说梦。回应当然会有，但它们很可能具有高度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有鉴于此，政策必须努力使变革速度与人类社会的承担接受的能力相匹配。这些政策包括：减缓自动化的发展速度和扩散幅度，确保其物质成果得到公平分配，保持充足的需求水平；考虑到机器人技术大量使用后对工资水平的打压和对工作岗位的替代，还应当制定收入保障政策以抵消就业市场日益严重的不稳定性。

  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政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然而，这些都未能解答帕托什卡的追问：在一个由非人类按照非人道逻辑来治理（即便它不是有意为之）的世界里，人类怎么样才可以安居乐业？